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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们回顾“飞夺泸定桥”这一著名历史事件时，往往会被那群红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，奋勇跨过裸露铁链，迅速铺设木板的英勇精神所深深震撼。尽管面对无比艰险，红军依然成功占领了泸定桥，抢得了一线生机，为长征赢得了宝贵时间。
不过，仔细想想，我们难免会产生疑问：国民党既然千方百计想阻止红军过河，为什么他们只拆除了桥上的木板，而没有直接将桥炸毁呢？拆除木板虽能暂时阻挡红军，但铁链依旧完整，若是彻底炸毁桥梁，红军势必陷入更大困境。为何负责这一带防守的刘文辉没有选择炸桥这一极端手段呢？
刘文辉年轻时便怀有远大志向，他在家人的支持下考入军校，毕业后得到了堂侄刘湘的提携，迅速在川军中崭露头角。两人在四川逐步扩展势力，然而“一山不容二虎”，刘湘与刘文辉的矛盾也日益激烈。
展开剩余79%蒋介石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，便联合刘湘合力对付刘文辉。面对强敌，刘文辉最终被迫退守西康地区。彼时，刘文辉的势力相对较弱，远不能与刘湘抗衡。出于血缘和利益考量，刘湘并未对他彻底打压，但对其统治形成了限制。
尽管一直受刘湘牵制，刘文辉在西康仍然治理有方，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。不过，他对蒋介石一直保持警惕，原因在于他早已知道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事实，因此对其心存戒备，对蒋的命令也多是表面服从。
虽然刘文辉的军队战斗力有所提升，但西康地区地处偏远贫困，交通闭塞，经济主要依赖茶叶出口，而茶叶运输的必经之地正是泸定桥。1935年，红军根据战略计划必须通过泸定桥以保存实力，这一动向被蒋介石察觉。
蒋介石命令刘文辉炸毁泸定桥，试图阻断红军渡河之路，但刘文辉接到命令后陷入两难。他必须从西康地区的整体利益出发，而非单纯从蒋介石的军事指令考虑。炸毁桥梁虽然能阻敌，但会对西康的经济造成严重破坏，重建桥梁更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。
更重要的是，泸定桥当年是清政府斥巨资修建，维护其完好对西康至关重要。此外，刘文辉对共产党并无极端敌意，他在过去与红军的交锋中多有敷衍，不愿真正撕破脸皮。
另一方面，刘文辉深知红军的战斗力和装备优势，自己的川军远非对手，不敢轻易硬碰硬。他也明白，蒋介石不管理西康，而他必须肩负西康百姓的福祉，不能做出损害当地利益的决定。
经过深思熟虑，刘文辉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：拆除桥上的木板。泸定桥由十三根粗壮铁链构成，其中九根用来铺设木板，另外四根充当桥栏杆。拆除木板后，只剩下裸露的铁链，表面上看似断桥，实则桥体仍在。
为了“完成”阻止红军的任务，刘文辉还请求蒋介石增派枪支和兵力，虽然蒋介石的回应敷衍，但并未因刘文辉没有炸桥而对他施加压力。
事实上，拆除木板的工作远比想象中困难。泸定桥上的木板安装坚固，需要大量工具和体力拆除。然而川军士兵身体素质差，加之不少人沉迷于鸦片，拆板进度缓慢，战斗爆发时，木板尚未全部拆除。
当红军战士抵达泸定桥时，看到光秃秃的铁链，并未被吓倒。尽管桥下是湍急的河流，22名勇士依然奋勇前行，一边战斗，一边迅速铺设木板。红军战士拿起钢枪，压制对岸川军火力，川军无力有效反击，阵地迅速被攻破。
刘文辉的部队在压力下撤退，未能阻止红军过桥。刘文辉不炸桥的决定无形中减少了双方的伤亡，他清楚红军只是过境，并无意长期占据西康。
此外，刘文辉手下许多将领与红军的刘伯承将军关系密切，许多川军官兵曾是刘伯承的部下。一位旅长甚至收到了刘伯承的信，主动指示放行，并在表面上向红军“放枪示意”，促使红军顺利通过。
蒋介石得知红军成功渡桥后异常愤怒，但对刘文辉却无可奈何，此事最终不了了之。
抗战爆发后，刘文辉在一次偶然机会与共产党取得联系，开始对其态度发生显著转变。此后，他与共产党保持密切往来，逐渐从被动接受转为积极支持。
解放战争后期，刘文辉在彭县公开起义，电告全国，支持解放军进入西康地区，为中国的统一和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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